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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飞天”服饰,外观呈风化磨损迹象,但形象却是个卡通娃娃——这是上海文博爱好者刘洁在“5·18国际博物馆日”购买的敦煌研究院数字藏品。

她发现,今年各个博物馆推出的数字藏品和去年有了明显变化:“以前博物馆发售的数字藏品,就是文物的虚拟影像;今年发售的全是基于文物二次创作的文创产品形象。”

今年4月,国家文物局相关部门表示“文博单位不应直接将文物原始数据作为限量商品发售”,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文物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文博单位要坚持公益属性。”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博物馆开发数字藏品的首要目的仍然是传播阐释文物价值,应防止以“收藏”之名演变为炒作乃至金融化。

去年10月29日中午12点,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数字藏品上线万人在线秒即告售罄。

“刚一看到上线,按下购买键就没有了。”刘洁还记得,这款数字藏品就是孤悬于黑色背景上的越王勾践剑,在那些演示这款数字藏品的视频里,这件文物可以旋转,可以放大看细节。随后,她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微博下看到,许多文博爱好者评论期待该馆另一件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也能推出数字藏品,并且“最好能加入声音”。

博物馆推出数字藏品,与国际上各类数字藏品风起云涌无不关系。去年8月,美国篮球明星史蒂芬·库里将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换成了一只卡通猴子,他为购买这一虚拟形象花了约18万美元,引发公众对数字藏品的关注。而在业内,当年3月佳士得就将数字艺术品《每一天:最初的5000天》拍出了6900万美元的天价。

这种在海外被缩写为“NFT”的新鲜玩意儿,依托区块链技术可对图像、视频等数据文件加密,生成无法复制的数字签名,并能追踪每一次交易流通记录。向来是收藏领域“重头”的文物,很快被卷入这场数字化浪潮中。

在国内,蚂蚁集团旗下的数字藏品平台鲸探于去年10月21日推出针对文博领域的“宝藏计划”,全国24家文博单位与其合作发行源自馆藏文物的数字藏品。已连续多年在春节期间进行的“集五福”活动,也在今年有了新玩法——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以清“漆木虎”和秦“阳陵虎符”两件文物加入五福文物福卡、彩蛋卡,用户还可以集齐福卡后兑换平台发行的多家博物馆数字藏品。

去年至今,刘洁已经购入了5款博物馆的数字藏品,她坦言自己最喜欢直接将文物展示出来的藏品:“在博物馆里看文物,永远隔着一道玻璃;但把一件文物放进手机里,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和神秘的联系。我会为了这件虚拟的藏品去了解当时的历史,甚至想象以当时历史为背景的故事。”

在博物馆业内人士看来,文物“数字化”,既能抢救保存文物数据,也能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是博物馆无法抗拒的浪潮,数字藏品是具体运用之一。去年年底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发布的《区块链技术激活数字文化遗产研究报告》,提出区块链技术具有规范数字内容标准、明确数字内容的权利归属、完善数字博物馆建设的三大作用,“可以激活数字文化遗产,推进数字文创发展。”

不过,春节后刘洁就隐约感到事情在变化。“有从来不进博物馆的同事知道我收集数字藏品,问了我很多问题,特别是‘赚不赚钱’。”很快,她在一些微信群里听到人说,“这些东西到了‘元宇宙’时代就能赚大钱。”

王栋就是这样的闯入者。在一家私企担任行政工作的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金融投资上。各类数字藏品中,他最看好的就是文物类。“现在的人,其实已经大半生活在互联网上了。虚拟土地都能拍出高价,虚拟文物怎么会不赚钱?”

“收藏拍卖领域,文物一直是硬通货。”从事金融证券工作的刘玮同样关注文物类数字藏品,“虽然数字藏品有一定的发行量,但仍然是有限制的。”在他看来,即使越王勾践剑发行量到了1万份,但放在元宇宙中,仍然是极少数。“一旦得以流通,价格肯定会很高。”

在湖北省博物馆的网站上,能找到越王勾践剑的高清图片,包括曾侯乙编钟在内的多件文物还制成了3D图像,可以旋转观看每处细节。但在刘玮看来“这是两回事”。“藏品最重要的就是确权,博物馆推出的数字藏品等于官方认证。”他认为未来虚拟世界一定会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场景,“你家里藏有一件限量版文物而不是一张文物图片,且是官方认证不必担心造假的,你说能值多少钱?”目前,绝大部分博物馆数字藏品的定价都在几十元至数百元之间,这一原始价格与此前国际市场上屡创新高的数字藏品交易价格相比“不值一提”。

《区块链技术激活数字文化遗产研究报告》也提到,数字文化遗产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就有恶意炒作、洗钱等金融风险,并对真正的爱好者产生挤出效应。

“严格禁止二次交易”是许多平台发售文物数字藏品时都有的明确规定。今年3月19日,鲸探更新用户协议,其附件《违规用户处罚规则》明确“组织数字藏品场外交易并构成犯罪”和“使用外挂抢购数字藏品并构成犯罪”的违规用户,将被永久封号,并报警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今年起,鲸探已连续发布多期违规用户名单并进行处罚。部分数字藏品平台的微信小程序也被下架,因为微信小程序尚未开放数字藏品领域。而目前主要的购物平台和闲置物品交易平台上,也无法找到数字藏品的交易渠道。

但在王栋看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技术限制和明确的法规规范,未必能挡住数字藏品交易乃至炒作。平台虽然禁止二次交易,但部分平台允许持有者购入一段时间后赠送他人。网上曾流传一份藏品分级表,对各类数字藏品进行评分,甚至包括价位分析,以此形成场外价格参考。

“那些天价交易或许只是南柯一梦,禁止数字藏品交易是在保护普通消费者权益。”近期,海外许多NFT所有者的投资直线跳水,社交媒体推特的联合创办人杰克·多西首条推文曾拍出了290万美元的价格,这次交易被认为是NFT交易的里程碑式事件,拍得者称其“数字时代的《蒙娜丽莎》”。然而今年3月当时拍得者标价4800万美元转卖时,首轮报价竟然不足300美元,最后的最高开价也只有约1万美元。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刘洁发现各大博物馆推出的多款数字藏品纷纷变脸: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数字藏品“无上妙笔”,把碑文写在了折扇上;故宫博物院的“太平宝象”,则将象印改成了积木拼接的模样。

今年4月,国家文物局相关部门召开的数字藏品有关情况座谈会上,提出“文博单位不应直接将文物原始数据作为限量商品发售”“消费者要远离因盲目炒作产生的风险”。5月初,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就发布一份声明,称有平台擅自以其名义发售三星堆文物本体原型数字复刻品,“相关作品没有对文物原型进行二次创作且不具备再次创作特征”,侵犯了中心和博物馆合法权益。随后相关平台采取了下架停售措施。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也联合呼吁会员单位,共同发起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坚决遏制NFT金融化证券化倾向,从严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

实际上,早在鲸探推出“宝藏计划”的2021年10月,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盟就牵头多家单位共同发布《数字文创行业自律公约》,提出“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以数字文创作品为噱头,实质发行和炒作虚拟货币的行为;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数字文创作品价格恶意炒作,防范投机炒作和金融化风险。”

“不能直接让文物形象成为数字藏品,价值肯定受影响。”在刘玮看来,这样的变化相当于“文物”和“文创”的差别,“前者是文物的数字化,后者是基于文物的二次创作,虽然都是数字化,但就不是同一件东西了。”据业内媒体“博物馆头条”今年开始的不完全统计,1月各地博物馆共发布了57款数字藏品,这一数字在3月达到了150款,而4月则回落至60款。

“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和特性是收藏、展示和研究,公益性是其底色。”在业内人士看来,如今博物馆开发的数字藏品多与技术平台合作发售,虽然以文物的真实面貌和形象更能传递正确的文史知识,但确实存在诸多风险。“数字化时代,选择最符合潮流的方式传递历史文化知识当然很重要,但创新的同时必须守住法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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